嘉靖皇帝在位的时间长达四十五年，而严嵩作为首辅的任期也有二十年左右，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这也意味着，嘉靖对于严嵩的信任与宠爱几乎到了无法超越的地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竟然有一个人敢于对严嵩进行挑战，这个人就是仇鸾。
嘉靖二十九年，仇鸾的地位异常显赫，他同时担任了两个举足轻重的职务：一是“大将军”，二是“提督京营戎政”。单凭“大将军”这一职务，仇鸾便已经高居总兵之上，而再加上“提督京营戎政”的权力，他的影响力甚至让兵部尚书王邦瑞也必须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脸色行事。
那么，什么样的职务使得仇鸾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提督京营戎政这个职务由嘉靖帝亲自创设，专门负责管理京城的十几万大军。理论上，兵部尚书才是军中最高的指挥官，但仇鸾凭借嘉靖的支持，将兵部的权力彻底压制住了。因为嘉靖任命兵部尚书为协理京营戎政，而“协理”明显低于“提督”，这一点就能看出两者地位的差距。
展开剩余80%仇鸾能够迅速崛起并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他的家族背景非常特殊，他是明朝咸宁侯仇钺的后代，而仇钺是一位名震一时的武将。毕竟，明朝的侯爵大多出自有功的武将，仇钺的封侯并非偶然。仇钺平定了“安化王叛乱”和“刘七农民起义”，虽然这两次叛乱在规模上不及后来的叛乱，但仇钺的立功功劳依然不容小觑。
然而，仇鸾继承的显然不是父亲的军事才能，而是另一种“能力”。他继承了父亲的封号和地位，但却没有父亲的军事天赋。仇鸾在甘肃的表现相当糟糕，既没有立下过什么战功，反而因为腐败而名声狼藉，最终被三边总督曾铣告发入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仇鸾才有机会接近严嵩，借此脱离了困境，重新获得了自由。
曾铣与仇鸾的关系非常微妙。曾铣不仅是当时的边疆大将，还与当时的首辅夏言有着深厚的关系。而正是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得到了夏言的支持，导致了他与夏言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亲近关系也为他们的 downfall 埋下了伏笔。因为在明朝，首辅和边疆将领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容易让朝廷产生叛变的担忧。仇鸾的诬告不仅推动了严嵩成功登上首辅的位置，也为他之后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由于仇鸾对曾铣的告发，曾铣被捉拿并送往京城审讯，最终被以“结交近士”罪名处置。夏言虽然看到了这一切，却无法阻止，原因在于他当时已经因支持收复河套而被迫辞职。嘉靖皇帝对于国内事务漠不关心，特别是在修道炼仙的过程中，几乎不关注朝廷的日常工作。因此，尽管仇鸾通过这种手段扶持严嵩，但也为他未来的失败种下了隐患。
随着严嵩掌权，仇鸾迎来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他因为在庚戌之变中表现突出，成为了大同总兵。然而，真正让仇鸾与严嵩产生矛盾的并非他在军中的表现，而是庚戌之变中的处理方式。那时，鞑靼的威胁迫在眉睫，仇鸾为了保住自己在大同的地位，甚至出资贿赂鞑靼，使得他们撤兵。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鞑靼很快又将矛头指向了蓟州，这一地的失守几乎意味着明朝首都北京的陷落。
在这一过程中，仇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得不迎接鞑靼的进攻，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谈判使者”。由于他此举得到了严嵩的支持，同时也是庚戌之变中的关键人物，仇鸾得到了嘉靖的青睐。然而，随着仇鸾的逐渐崛起，他与严嵩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仇鸾在一切事务上逐渐开始顶撞严嵩，甚至不再像最初那样尊敬他。这种傲慢和无所顾忌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陨落。
仇鸾逐渐变得过于自信，以至于在开创马市这一政策时，他完全低估了鞑靼的狡猾与强势。他试图通过与鞑靼的贸易换取和平，然而这一措施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边境形势更加混乱。鞑靼不仅以低劣的马匹交换了明朝的物资，还在过程中对边境百姓进行掠夺，甚至时不时地发动攻击。最终，马市这一政策宣告失败，并且引发了百姓的不满。与此同时，仇鸾为了赢得嘉靖的支持，提出大规模进攻鞑靼的计划，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兵力和资源的浪费。
但这种一味依赖权力和资源的不合理做法，最终让仇鸾走向了灭亡。由于他的一系列决策给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嘉靖不满至极，下令他交出大将军印，并命令他接受调查。仇鸾不肯轻易放手，直到他死于病痛。他的部下很快意识到，他的倒台意味着他们也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许多人开始悄悄投靠鞑靼，但还未走出门口，就被锦衣卫抓获，被迫揭露了所有的罪行。
仇鸾最终死于病中，但他所犯下的罪行却未被遗忘。嘉靖甚至下令将他的尸体挖出斩首示众，并将他的头颅传遍边境重镇。仇鸾这个曾经一度得势的将领，最终证明了一个残酷的道理：短暂的辉煌并不等于永恒的荣耀，人在风头最劲时，也应当谨慎行事，过于自信和高傲，最终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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